第40章

(苏)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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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保尔到达时,这位原本做钳工的区委书记正在吃晚饭。托卡列夫招呼保尔坐在桌旁。

    “有什么新情况,说说看吧。达丽娅,给他盛盘饭过来。”

    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娅·福类尼史娜长得高大粗壮,跟她丈夫正好相反。她端来一盘黄米饭,放在保尔面前,用白围裙擦擦湿润的嘴唇,亲切地说:

    “亲爱的,快吃吧。”

    从前,托卡列夫还在铁路工厂上班的时候,保尔经常在他家坐到很晚才走。这次还是他回城以来第一次来看这位老人。

    老钳工仔细倾听着。他自己不作任何评论,只是一边应和着,一边忙着用勺子吃饭。吃完饭,他用手绢擦擦胡子,又清清嗓子才说:

    “显而易见,你没有错。我们早就该抓抓这类事情。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,就该从这个厂抓起来。

    “你跟茨韦塔耶夫大吵了一场?这可不好。那个小伙子确实有些骄气,可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?对了,你在厂里担当什么职位?”

    “我在车间里做电工助手。就这么着,意思是,做那么一点事。我在团支部抓一个政治学习小组。”

    “那在团委呢?”

    保尔无话可说了。

    “哦,……前一阵子身体没完全好,加上想多看点书,学习学习充实一下自己,所以就没正式参加领导班子。”

    “你看,这哪儿行呢?”托卡列夫不以为然地提高声音道,“孩子,只有身体虚弱这一条,能让你免遭一顿批评。最近身体好些了吗?”

    “是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好,那就扎扎实实把工作抓起来,别再有托辞了。你见过谁是轻轻松松就办好事情的?再说人家会说你自己袖手旁观,逃避责任,对这些你根本辩解不了,明天你就要改正。那个奥库涅夫,也该挨骂。”托卡列夫用明显不满的语气结束这段话。

    “老大爷,这也不都怪他。”保尔替奥库涅夫申辩,“是我求他别让我担担子的。”

    托卡列夫哼了一声,像是在嘲弄:

    “你求求他就同意了?真不像话,你们这帮共青团员!唉,算了,不管了……过来,孩子,按老习惯,给我这老眼昏花的老头子念念报纸吧……”

    党委赞同团委大多数人的看法。于是,人人以身做则,从自己做起,遵守劳动纪律——这样一个艰巨而重要的课题,摆在了全体党团员面前。大会上,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批评,刚开始他还像只好斗的公鸡那样表示不服,但后来,党委书记洛巴欣批驳得他哑口无言。这位身患肺结核、脸色白里泛黄的老同志老当益壮,一番话使得茨韦塔耶夫无法招架,承认了一半错误。

    第二天,几篇登在墙报上的文章引起众多工人的反响,他们大声地念着文章,并热烈地讨论起来,晚上,参加团员会大会的人特别多地讨论的中心议题便是那些文章。

    菲余被开除了团籍,团委会新增加了一名主抓政治教育工作的委员,就是保尔·柯察金。

    涅日丹诺夫讲话,大家格外的安静,听得格外的认真。他在讲话中指出铁路工厂已进入了新阶段的局面,并谈到工厂面临的新任务。

    散会后,保尔在外边,等着茨韦塔耶夫出来。

    “一起走吧,咱们谈谈。”他走到茨韦塔耶夫面前,说道。

    “谈什么?”茨韦塔耶夫语气生硬。

    保尔挽住他的胳膊,同他并肩走了几步,来到一张长凳旁边。

    “坐一会儿吧。”保尔自己先行坐下。

    茨韦塔耶夫坐下了,手里的香烟烟头忽明忽暗,闪烁不定。

    沉默蔓延在两人之间,有好几分钟。

    “茨韦塔耶夫,说吧,你为什么讨厌我?”

    “原来你要谈这个,我以为与工作有关呢?”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,显得很做作。

    保尔毅然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。

    “别装了,有话就直说。为什么你老是看我不顺眼?”

    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扭扭身子。

    “缠我问这干吗?谁恨你了?最早提出让你出来工作的是我。当时你一口拒绝了。结果现在倒像是我在排挤你似的。”

    保尔听不出半点诚意。于是仍旧把手按在他的膝盖上,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地说:

    “你不想说,那让我来打开天窗说亮话,你以为我想挡你的道,想挤下你坐上书记的位子,对不对?如果不是这么回事,你也不会为了菲余的事跟我大闹一场。这样别扭下去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是有害无益的。要是这仅仅影响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,那无所谓,随便你去怎么想都成。可以后咱们还要一起工作,这样产生的后果会怎样?所以,你听我说,咱们毫无必要势不两立。你我一样,都是年轻工人,只要你认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是第一位的,就把手伸给我,从明天起咱们团结协作一起努力。如果你不愿剔除那个小人念头,继续破坏原则作无谓的纷争,那么,为了不损害事业,我会寸步不让,坚持斗争。这是我的手,伸向你。握住吧,这是同志的手。”

    保尔非常满意,他感觉到在他的手掌上,已经放上了茨韦塔耶夫那骨节突出的大手。

    一星期后,快下班了,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已渐渐安静下来。托卡列夫还没走。这位老人正坐在圈椅里,全神贯注地看一些新材料。这时候有人敲门。

    “进来!”托卡列夫说道。

    进来的是保尔,他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。

    “这是什么东西?”

    “是我担负责任的时候了。您看,老人家,这是我的保证。全是诚心的话,支持我吧!”

    看了表格,又看了一眼年轻人,托卡列夫在保尔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年份栏上认真地、工整地写上“一九○三年”,随后在旁边附上自己的名字。

    “我非常信任你,孩子。你会为我争气的。”

    房里又闷又热,使人透不过气来。人人都想去那火车站旁的索罗缅卡路边的树下凉快会儿。

    “保夫卡,我都快热晕了,别学了。”茨韦塔耶全身大汗地对保尔说。卡秋莎等人也附和着。保尔合上书,结束了学习。

    正当大家要走的时候,那部挂在墙上的老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。茨韦塔耶夫抓过话筒用最大的声音向电话喊着。

    他挂了电话,回身对保尔说:

    “装载着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两节专车上的灯坏了,车开出车站前必须修好。保尔,你还有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。这是个紧急任务。”

    一号站台,两节国际列车的豪华车厢。一节里灯火明亮,宽大的窗户向外射出一片明亮的光线;另一节却漆黑一片。保尔来到车厢旁,正要抓着扶手走进车厢。这时,从岗厅那边跑来一个人,他按住了保尔的肩膀,问道:

    “嘿,你要去哪儿?”

    熟悉的声音使保尔回头向那人看去。头顶大盖帽,身穿皮夹克,鼻子细长而高,还满脸严肃。

    看见是保尔,阿尔秋欣松开了手,表情也不再严肃,但他却还是不解地盯着保尔手中的工具箱。

    “你要去哪儿?”

    保尔向阿尔秋欣说明了情况。

    这时,又过来一个人,说:

    “我去把列车员叫过来。”

    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车厢。车厢里坐着几个衣着考究的旅行装束的人。铺着玫瑰花纹的丝绸桌布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女人,她正和对面的一位站着的军官聊天。保尔一进来,他们就不再谈论了。

    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通往走廊的线路,接着走出了那节灯火通明的车厢,继续查找故障的所在。列车员紧跟着保尔。这人非常粗壮,制服上的铜纽扣上刻着猫头鹰的图案。

    “这边一切正常,去另一节车厢看看,毛病应该出在那儿。”

    粗壮的列车员打开了门,走廊上一片黑暗,只有保尔的手电筒射出一束光线照在电线上。不一会儿,故障找到了。又过了几分钟,有一盏灯亮了,走廊里也被照亮了许多。

    “这包厢里的灯泡坏了,包厢得打开。”保尔说。

    “包厢钥匙在夫人那儿,你跟我一块儿去取吧。”列车员不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。

    保尔随夫人走进了包厢。列车员则堵住了门口。包厢的货架上有两个漂亮的小皮箱,沙发上扔着一件女式的丝袍,窗子旁的桌上搁着一瓶香水和一只翡翠绿的小化妆盒。夫人坐在沙发上,看着保尔工作。

    “夫人,少校老爷要冰镇酒,我能走开一会儿吗?”列车员尽力弯下粗脖子,吃力地弯着腰,低声下气地说。

    那夫人故作娇态,长声说道:

    “去就去吧。”

    他们用波兰语交谈着。

    灯光从走廊里射进了包厢,恰好落在夫人身上。她身着巴黎一流裁缝用极薄的里昂丝绸做成的高贵长裙,肩和手全都暴露出来。小小的耳朵上戴着饱满的钻石耳环,慢慢摇动着,光亮四射。她的脸在阴暗处,保尔看到了那肩和手臂,又白又细,像是用上等象牙做成的。保尔动作很快,不一会儿,他就修好了车厢顶的插座,灯亮了。另一盏灯在沙发一方,正是夫人坐的那个沙发。

    “我得修一下这上边的灯。”保尔走过去说。

    “噢,我碍您的事儿了。”夫人用地道的俄语说道。她轻轻地站起来,与保尔站在一起,保尔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。那是他认识的细长的眉毛和紧闭着的双唇。他敢确定,她是涅丽·列辛斯卡娅。那律师的女儿一定看见了保尔惊异的双眼,但她却认不出那调皮的邻居。已经四年了,保尔长大了。

    涅丽不在乎地皱了一下双眉,回复了保尔的惊异。她走向包厢门口,无聊地用鞋尖磕着地板。保尔开始检查沙发上方的灯。他把灯泡拧下,对着灯光查看着。同时他出人意料地用波兰语向涅丽问道:

    “维克托也在这儿?”

    保尔问话时正仔细检查着灯泡,他看不见涅丽。但涅丽长时间的沉默不语说明她开始有些困惑了。

    “您认识他吗?”

    “不只是认识,我们简直熟得很。”保尔转过身来,“我们曾是邻居。”

    “保尔,您是保尔?您母亲是……”涅丽突然停了下来。

    “厨娘。”保尔替她补充道。

    “您长得这么快!当时您还不过是个孩子。”

    涅丽毫不掩饰地把保尔上下打量了一遍。

    “您为什么会问起维克托呢?我想你们俩没什么交情吧?”涅丽提高了嗓子问,像一个女高音。估计这次偶遇保尔会使她的生活不再那么烦闷。

    螺丝刀很快又把一颗小螺丝拧了进去。

    “维克托欠我的债,这笔债我一定要讨还。见到他时,请您代我告诉他一声。”

    “他欠你多少钱,我来还。”

    其实她心里明白保尔指的“债”到底是什么,她也知道彼得留拉匪兵抓保尔这件事。她这么说,只是想显示一下威风而己。

    保尔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“告诉我,我家是被抢劫了吗?房子倒了吗?凉亭和花圃也该被糟蹋得凌乱不堪了吧?”涅丽焦急地问。

    “房子现在属于我们,已经不是你们的了。既然这样,我们不可能会毁了它。”

    涅丽冷冷一笑。

    “啊哈,看来您也是被训练坏的,但我提醒您这是波兰代表的车厢,我是主人,您是工人,像从前一样。您的工作就是为我服务,把灯修好,让我能自在舒适地看书。以前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,您挑水,现在还一样,我是主,您是仆。”

    她用狠毒而又刻薄的语气说着这些话。保尔一边用刀割着线头,一边还不忘把嘲讽的目光投向这位夫人。

    “女公民,单为了您,我甚至不会去拧一颗小钉子。谁让资产阶级有外交官呢,我们也不能冷落他们。我们当然不会杀他们,我们甚至会对他们以礼相待,不会像您这个样子。”

    涅丽的脸泛红了。

    “你们如果攻下华沙,我会被怎么处置呢?是被剁成肉饼,还是被强迫当情妇?”

    她在门口故作姿态,那闻多了可卡因的鼻子极富挑逗性地动着。又一盏灯亮了,保尔也直起身来。

    “没人会需要你们!可卡因就能夺走你们的命,哪还需要我们用武器对付你们。像你这样的废物垃圾,白白地送给我,我都不要。”

    保尔拎起工具箱,走向门口,涅丽急忙躲闪。直到保尔走到走廊尽头,才听见一句恼羞成怒的恶骂声:

    “去死吧,布尔什维克!”

    第二天的下午,在去图书馆的路上,保尔遇到了卡秋莎·泽列诺娃。她拦住保尔的去路,紧拉着他的衣服,问道:

    “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呀,大政治家、教育家?”

    “大妈,我去图书馆,请让路吧。”保尔用风趣的语言回答着,顺势抓住卡秋莎的肩膀,轻轻把她推向一边。

    卡秋莎则拿开他的手,与他一块儿走着。

    “保夫鲁沙,别老是只顾学习,今天跟我去参加晚会吧?有好多青年人今天在济娜家聚会,那些女孩们想让我把你带去。别老是一味地学政治,你也该散散心了,今天跟我去玩玩,别看书了吧?”卡秋莎用尽心思地想劝说保尔。

    “什么样的晚会呀,都有些什么内容?”

    卡秋莎也学着保尔的口气,逗乐地说:

    “有什么内容?那肯定不是向上帝祈祷,就是为了轻松一下。哎,你会拉手风琴是吧?我从来没听你拉过呢,就借此机会让我一饱耳福吧。济娜的叔叔那儿就有一架手风琴,不过他拉得实在是不敢恭维。女孩子们都很喜欢你,你却整天就知道埋在书堆里,看你都学得骨瘦如柴了。跟我一块儿去吧,哪条规定上说不让共青团员去玩的?趁我现在还有耐心劝你,你要是真敢不去,你就一个月别想跟我说话。”

    大眼睛的油漆工卡秋莎是个好同志、好团员。保尔不想惹她生气,所以虽然没什么兴趣,还是答应跟她一块儿去了。